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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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政府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在会上宣称俄乌和谈参与方不包括欧洲，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在慕安会的发言中对俄乌冲突及欧洲安全问题几乎避而不谈，反而称欧洲面临的真正威胁不在外部，而是其自身在价值观上的倒退。美欧在俄乌冲突未来走向上的分歧尽显。2月17日，在慕安会闭幕的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紧急召集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巴黎商讨地区安全问题，协调欧洲的集体应对措施。
特朗普政府有关俄乌冲突的系列举措及言论正给欧洲带来震撼与不安，加上特朗普本人针对欧洲产品的关税、格陵兰岛及北约成员军费开支等问题发表的独特看法，欧洲将面临俄乌冲突结束后的艰难挑战，尽管也存在机遇，但将考验欧洲人的能力与智慧。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6日，顿涅茨克地区阿夫杰耶夫卡，遭到军事打击的公寓楼。视觉中国 图
欧洲面临严重的“特朗普挑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前扬言要在短期内解决俄乌冲突。如今他上台一月左右，就分别与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2月18日，美俄双方的代表将在沙特就解决俄乌冲突举行会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及其幕僚在近期陆续提出的解决俄乌冲突的立场和措施，它们大体如下：第一，俄乌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美国损失，须尽快停止。第二，停火后的乌克兰被占领土将可能不会回到乌克兰主权范畴，至少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如此。第三，冲突后乌克兰不被允许加入北约，但未来可加入欧盟。第四，美国不对俄乌冲突后的安全负责，但欧洲等可承担。第五，解决俄乌冲突的国际谈判主要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进行，欧洲会被排除在外。至少美国提出上述观点时没有与欧洲协调。第六，乌克兰50%的稀土矿藏交由美国企业开发，以抵消美国的援助及换取未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等等。
若特朗普政府的立场与措施真正落实的话，将为欧洲带来如下重大挑战：失去在俄乌冲突等关键事务上的主导权甚至参与权，丧失部分国际影响力，并面临新的安全挑战，其宏观发展模式也将被彻底颠覆。
第一，失去俄乌冲突解决的主导权和部分地缘政治权力。
特朗普政府在没有经过与布鲁塞尔及欧洲各国政府进行协商和协调的前提下，就俄乌冲突的解决直接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并提出立场，表明欧洲至少目前被排除在该冲突解决的大门之外。尽管欧洲能提出自身解决方案，并直接和普京或泽连斯基开展讨论，像之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直接会见普京以讨论冲突解决一样，但问题在于：
一是，欧洲至今没有提出一个内部已达成共识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明确方案。事实上它几乎很难提出一个有强大执行力的方案，就以欧尔班和菲佐访问莫斯科来说，欧盟及许多成员国当时还对此大加挞伐，布鲁塞尔坚决不愿和普京直接对话。因此欧洲形成统一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即需经与莫斯科协调的过程）俄乌冲突解决方案非常艰难。
二是，离开美国对乌克兰的财政和军事支援，欧洲独立应对或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能力受到极大挑战。自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提供了多于欧洲对乌援助的军事和财政支持。若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在经济低迷和各国预算受控的背景下，欧洲很难在短期内（甚至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填补美国所遗留的支持空缺。因此欧洲也很难独立进行长期的援乌抗俄的斗争。
如果欧洲不满于美国以“越顶外交”形式致力于俄乌冲突解决，但既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也无真正实力继续推动援乌行动，那就只能被动接受美国等提出的解决方案并面对冲突解决后的局面，这会使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自我标榜的地缘政治地位。
第二，面对不可预料的安全挑战。
欧洲一直期待通过援乌抗俄以“击败”俄罗斯，但若特朗普政府的解决方案得以执行，则冲突后局面并非欧洲所乐见。在欧洲所谓“击败”俄罗斯的概念中，乌克兰领土主权应得以保全，甚至包括克里米亚也应被“收回”，俄罗斯可能会被要求承担冲突后的民事赔偿，俄罗斯领导层将会在国际法层面获得惩罚，等等。然而这一切大概都不会发生。这意味着，欧洲可能将面对一个俄罗斯没有被“击败”而乌克兰输掉这场冲突的局面，其后果就是欧洲在物理上和精神上将面对俄罗斯持续而潜在的安全压力。
欧洲全力支持乌克兰应对这场冲突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就是抵抗俄罗斯“入侵”。对欧洲而言，俄罗斯在乌军事行动从历史和文化角度看也意味着对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对波兰、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国家等的潜在“入侵”。因此，当美国漠视对这一“入侵”的抵抗而选择粗暴结束冲突时，欧洲将面对受到“鼓励”的俄罗斯在未来对欧洲的潜在“入侵”。加上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弱化对欧洲的军事保护（包括对冲突后的乌克兰的安全保护），要求欧洲担负自身防御任务时，这一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感知就越发强烈。
然而，欧洲没有统一与独立的安全战略文化共识，其内部对如何在缺乏美军保护下进行对外防御缺乏清晰目标与规划——从快速反应部队建制到军工发展和军备部署，均缺乏统一的明晰方案。因此，一方面是俄罗斯潜在的安全威胁感知，另一方面是面对潜在威胁时手段的缺乏，这会给欧洲带来潜在的重大安全挑战。
第三，固有宏观发展模式的可能颠覆。
二战以后，欧洲开启了至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进程，在此进程中，欧洲内部通过建立共同市场消除了市场边界，通过申根协定实现了人员和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共同规则和规范约束实现了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基本统一，在这些基础上，实现了欧洲的长期经济繁荣和内部军事冲突的消除。
持久的繁荣与和平使欧洲将自身概括为所谓“民事力量”或“规范力量”，认为欧洲已成为特别区域，它专注于“民事”（即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非“军事”，致力于高标准的“规范”（规则、标准和价值观）的对外传播，使欧洲成为超越全球其他地区、需被模仿与仰慕的对象——它不仅经济繁荣，民生富足，且社会稳定，成员国之间不再有安全冲突，彼此不再纠结于主权权益争夺，总之成为了超现代的“后民族结构”。
然而上述长期叙事在面对如今特朗普政府政策时不再令人完全信服。若没有美国在欧洲的大量军事存在，没有北约对欧洲安全的承诺，没有基于跨大西洋关系所支撑的（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在全球经济和多边主义机制中的主导优势，欧洲的“民事力量”与“规范力量”不过是空中楼阁。当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不再提供完全的欧洲安全保护，甚至因对俄罗斯的所谓“绥靖”而带给欧洲潜在的未来安全挑战时，欧洲不得不向所谓“地缘政治力量”转型，这一定程度上是对“规范力量”的背叛。因此，当美国在跨大西洋关系中不再单方面承担安全责任时，同时不再容许来自欧洲的长期贸易顺差及对欧洲经济繁荣进行支持时，欧洲将发现所谓自身通过一体化建立起来的“规范力量”、“长和平”与持久的繁荣正变得非常脆弱。
总之，若美国不再对欧洲安全进行“托底”，则欧洲几十年来固有的宏观发展模式——美国提供安全与实施跨大西洋经贸互利合作，欧洲全力推进内部的监管与一体化进程——将遭遇二战后最重大的变故。欧洲如同一个曾受到良好保护的夸夸其谈的少年，而今将被迫走向独立和成熟。
第四，欧洲一体化前景受到挑战。
显然，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国际局势急剧变迁会给内部带来强烈冲击。从宏观角度来看，欧洲一体化前景将变得晦暗不明。
一体化分为深化与扩大。深化就是成员国让渡更多主权权益给欧盟，以加强欧盟对各成员国内部事务的统一监管，扩大共同政策的涵盖领域。然而，特朗普2.0出现前的十年多来，欧洲就已存在强大的“再国家化”声音，这一声音被如今如火如荼发展的民粹主义力量所放大，成为最主要的“疑欧主义”力量，它主张削弱欧盟对成员国事务进行监管的范围和能力。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欧洲的民粹主义力量得到鼓舞，例如，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最近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了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领袖，但没有和现任总理朔尔茨会面，这是美国对欧洲民粹主义赤裸裸的支持，也是对欧洲疑欧主义力量的支持。尽管美国出于反对移民和推动所谓“倾听民意”角度来支持欧洲民粹力量，但事实上正加剧欧洲内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分裂。特朗普政府目前针对乌克兰的政策与其他对欧政策也对欧洲国家间的政策统一造成困扰。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独特诉求和在关税方面的威胁，正加速分裂欧洲国家。
尽管美国在欧盟扩大方面没有特别意见，甚至主张乌克兰在十年之内可正式加入欧盟，但随着美国对欧政策的急剧变化，欧洲将缺乏足够能力实施新的事实上的东扩，尽管会出于地缘政治竞争目的而加速与候选国的所谓“入盟谈判”。
欧洲怎么办？
欧洲并非没有应对特朗普政府所带来的巨大挑战的途径。只要欧洲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摆脱对美国过分的安全依赖，改革目前的治理体系，并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重要共识，欧洲还是有可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2月17日，慕尼黑安全会议刚刚落幕，鉴于美国在会上的表态，也是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冲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了一次由 11位欧洲领导人举行的峰会。在这次峰会上，与会欧洲领导向特朗普提出了欧洲的条件，并集中讨论如何为乌克兰安全保障做出贡献。但要真正化解欧洲当前的重大危机，欧洲需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致力于真正独立的欧洲安全力量建设。
若美国在俄乌冲突结束后不愿承担乌克兰，乃至欧洲的安全防卫责任，以便将其安全力量和精力转移到印太地区，则欧洲不得不独立处理自身的安全事务。从切实维护自身权益及长远安全自卫考虑，欧洲可趁此机会在内部达成快速建构欧洲独立防务力量的共识，以全面推进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否则，欧洲终究会一直受制于美国安全的要挟以及来自周边大国的潜在安全威慑。不过真正独立的欧洲防务需有一支独属于欧洲或欧盟所指挥的常规部队，或可独立指挥的各成员国组成的临时军事力量；需有较高互操作性的武器系统和指挥系统；需有统一的欧洲自身的武器研发、生产和采购系统；及需有自身独特目标和使命的安全战略规划。
但目前对欧洲而言，它必须超越三大障碍以实现上述目标：一是设定独立防务与北约关系，使之真正脱离于北约系统。那些扬言欧洲自主防务是北约的补充等模棱两可的说法不会真正助益欧洲防务自主的形成。二是形成统一的安全战略共识，以形成欧洲统一的安全独立战略。三是足够的安全预算和相关投资。不过遗憾的是，上述三个障碍对目前欧洲而言几乎无法逾越，但不跨越这三层障碍，欧洲就无法真正推进防务自主建设。
第二，允许多元主义一体化模式的成长。
无论如何，欧洲单个国家或几个大国联合起来皆不能应对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而单独求助于欧盟也不现实，前者力量显然过于弱小，后者又难以达成统一共识，最终都无法形成统一的危机应对方案。然而，欧洲“后俄乌冲突”时代的挑战必须基于共识才能真正应对。
对此，除通过各大国协调和在欧盟框架内处理危机外，欧洲应允许一种多元主义的监管与协调机制来处理目前局面。为此，马克龙做出了一些初步的可贵尝试，这包括他提议成立了“欧洲政治共同体”，以及正在欧盟外寻求通过成员国协调来应对跨大西洋关系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带来的后果。尤其在欧洲许多国家内部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满情绪日增的情况下，通过欧盟外的政府间磋商与协调机制来达成关键领域的欧洲共识，可能比单纯依赖欧盟更为现实。尽管目前欧洲政治共同体和欧盟外的欧洲领导人峰会可能在确立欧洲共同行动方面尚未产生足够影响，包括一些国家对马克龙的提议感到不满，但依然是可贵的尝试。
因此，欧洲若要推动更多关键共识的形成就不能只依赖欧盟及推动欧盟团结的“德法轴心”，更何况该轴心如今已名存实亡，而欧盟在强势欧盟委员会的主导下不但无益于欧洲团结反而可能加速欧洲分裂。因此，多元的多边主义机制群落应成为弥补欧盟以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力量。更多政府间磋商与欧洲大国协调而不是超国家政策的监管，可促进欧洲共识的形成与监管方式的多元化。当然这也存在挑战，有效的政府间多边主义机制的形成需要较漫长时间的建构，而现有的困境需要快速和强有力的措施。但无论如何，为应对长远挑战，欧洲应考虑让多元主义的政治性多边机制在欧洲存在与成长。
第三，内部意识形态共识的塑造。
欧洲只有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支独立力量才能避免美国放弃保护欧洲义务后的窘境，而成为一极就需欧洲成为一个整体，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基本共识，实现真正“以一个声音说话”。然而目前欧洲不仅各国间的意识形态差距较大，比如在对待莫斯科的态度和处理对美关系方面存在不同意见，在许多国家内部，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分歧在分裂社会，极端主义的崛起冲击许多传统政党的地位，由此引发欧洲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与社会动荡。
面对艰难的挑战，传统政党的“极化”与极端政党的“正常化”虽然在缩小不同意识形态力量间的差距，但依然没有实现彼此宽容与和解。德国主流舆论对德国选择党的拒斥，法国国民联盟在主流意识形态面前遭遇的指责，都预示着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议在欧洲甚嚣尘上。然而不消弭内部意识形态过大的差距，欧洲就无法在面对重大危机时形成统一的力量和实现作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地位。
为此，欧洲的思想精英和政治力量需同时回归到启蒙思想的伟大传统，回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道路上，因为这是所有现代政党和欧洲意识形态的共同来源，也是对当前所有很难化约的多元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和追本溯源的基础，基于启蒙思想传统，欧洲大概才能看清当今意识形态差异与彼此争议的荒谬与无效。对传统中左翼或中右翼，或所谓极右翼与极左翼政党而言，从启蒙思想中寻求它们的共同意识形态基础与来源，能找到欧洲意识形态的共识基础。
如果启蒙思想让欧洲成为全球现代文明的榜样，则所有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也能在启蒙思想中找到弥合分歧、共同助力欧洲重新出发的力量源泉。尽管美国副总统万斯关于欧洲当前在“基本价值观”上倒退的断言对欧洲而言是一场难以接受的“训诫”，但他的告诫在很大程度上不无道理。因此，对欧洲而言，它现在需要一场有意识的新的文化革命与启蒙思想的伟大复兴，以塑造欧洲新的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世界观，并汲取新的自我独立的精神力量。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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