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基辛格”｜斯坦伯格：“后基辛格时代”的现实主义者

摘要： ...

【编者按】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挥起了砸破中美坚冰的第一镐。50多年后，基辛格这个名字似乎已成为了“中国通”、“知华派”、中美间“桥梁”的代名词，当然对此也存在一些不同视角的争议。如今，斯人已去，中美关系也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即使无法再回到过去，中美之间也依然需要如基辛格那样，坚持不懈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有识之士。或者说，中美关系越是艰难，越需要有更多的“基辛格”来努力维系中美之间各领域的交流不绝如缕。

基于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新闻中心推出“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对谁可能成为“基辛格”进行开诚布公的探讨。也许，当下的中美两国间是否还能出现“基辛格”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抑或“寻找‘基辛格’”的探索和努力将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察和讨论中美关系的一个切入视角。我们也欢迎读者朋友加入这个讨论和思考，期待您在留言互动中分享自己的看法。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刚过完百岁生日的基辛格溘然长逝。这位亲身经历、运筹和处理中美关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国际政治学学术大家离世而去，但他对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将长留人间。

基辛格在人生最后几个月对中美关系发出的警示——“中美两国管控冲突、避免陷入军事对抗的窗口期只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更是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需要不时咀嚼和汲取的恒言。寻找和呼唤“下一位基辛格”,是基于发掘和提升两国关系中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心愿的理性声音和强大智力，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开辟健康、可控和可以共鸣共生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建设性发展呼唤“下一位基辛格”

中美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的“准同盟关系”到90年代以后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反恐合作到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从特朗普政府宣布中国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到拜登执政后旨在全面打压中国、又要与中国保持选择性合作的“3C战略”，美国的中国政策自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以来历经45年风风雨雨，已经进入了质变的关键阶段。

从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来看，特定的国际权力分配结构中的“老大”都普遍将实力地位最接近自己的“老二”视为最大的威胁，并将遏制“老二”的持续崛起视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优势的最大战略利益和政策目标。尽管中方不断对美国官员强调，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中国不想跟美国竞争老大、还是老二，希望美国树立对华正确的战略认知，但国际政治的本质永远是国家间围绕着权力、财富和利益永无休止的竞争。美国今天的中国政策更是基于美国霸权、霸凌和霸道的心态与利益观，试图通过遏制中国崛起来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特权。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系统性地进行战略打压与遏制，不但自己陷入、还试图将中国拖入“修昔底德陷阱”——在这种“陷阱”中，老大、老二的关系永远是最具有争议性、冲突性，甚至是战乱对抗性的关系。

然而，世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面对人类渴望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的基本诉求，面对科技革命给战争行为带来的巨大伤害，面对新冠疫情、气候灾变等全球性议题的严峻压力，面对多元世界在不同国别和区域始终难以改变的冲突和战乱，中美两国作为国际社会两个最重要的大国，如果陷入新冷战和全面对抗，对世界和两国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这都将是不言而喻的。中美合作是21世纪人类的福音，而中美难以管控的对抗，只会变成21世纪世界政治最大的灾难。

“基辛格现象”背后的历史根源

中美关系中的“基辛格现象”并非可以轻易复制的。

基辛格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首先，基辛格杰出的才华和学术成就，是他作为顶级外交官所具有的、常人难以企及的禀赋。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为中美建立外交奠定了良好基础。1972年2月，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基辛格还是结束越战的谈判中美方主要人物。1973年1月，他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基辛格也为美苏缔结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基辛格也因此赢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基辛格退出政府任职，当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福特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基辛格是在人类智力世界和权力世界都达到鲜有高度的强者，其声名显赫且历久不衰。

其次，基辛格对中美关系不仅亲历亲为，而且和平与合作的信仰始终是基辛格世界观的核心内涵。基辛格的中国情结，更源于他对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欣赏、理解和尊重。基辛格1971年7月延续“乒乓外交”的北京之行，为尼克松1972年2月的访华和中美两国跨越自1949年以来长达23年的敌对状态，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做出了务实安排。即便退出政府之后，基辛格仍然始终关注中美关系，并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尽心尽力。基辛格不止一次强调，中美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他表示，“期待美中两国都确认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秩序”，双方应把友好与合作作为共同目标，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他在《论中国》一书中强调，“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

基辛格在美国外交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更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历史性谋划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更重要的是，基辛格作为学者和外交官对和平的信仰来自于他的大学学习。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极为推崇康德的“绝对命令”理念，认为“和平是人类最崇高的奋斗目标，是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终极肯定”。基辛格91岁时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仍在大量引用康德的观点。和平主义的信仰，是基辛格一生成就的重要基石。

第三，基辛格是中美关系合作的坚定信仰者和中美友谊的传播者。这位为半个多世纪中美交往尽心尽力的外交家和学者，被中国政府当之无愧地称赞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基辛格冒着酷暑访华。习近平主席特意在当年周恩来总理首次会见基辛格的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同他亲切会见，深入交谈。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人重情讲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不会忘记你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后来撰文提起这次习主席与基辛格会面的场景，强调“那次会见饱含真情实意，今日重温，让人回忆起更多往事”。

基辛格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从上述三个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基辛格先生的标准寻找“下一位基辛格”的成功几率太小了。但正如崔天凯大使所言，“基辛格用毕生精力维护中美关系稳定，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相处。这项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希望中美两国的青年人能够继承和发扬基辛格的事业，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个意义来说，寻找“下一位基辛格”，就是要为中美关系的稳定、进步和发展寻找生生不息的中美交往与友情中的代表性正能量！让两国人民和社会更多地听得见、听得进合理和建设性的推进两国关系的声音。

詹姆斯·斯坦伯格：最有希望的下一位“基辛格”？

詹姆斯·B·斯坦伯格教授（James Braidy Steinberg）在学术和政府工作经历、政策参与深度以及对华政策和战略思维主张的包容度等方面，是一位跟基辛格博士具有一定相似性的美国学者。

斯坦伯格拥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美国政府任职。1996-2000年，他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作为克林顿总统的特别代表参与了1998年和1999年的两届G8峰会。斯坦伯格教授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务院的常务副国务卿，是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主要助手，也是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非常活跃的外交官。斯坦伯格在美国政府、智库和大学频繁的“旋转门”经历，不仅使得他在美国高级外交官中具有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功力，更使他在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中对于现实世界具有一般学者难以获得的接触度和透视力。斯坦伯格还曾担任得克萨斯大学林登·B·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院长（2005-2008年），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副总裁兼主任（2001-2005年）。

作为在国际事务和政策制定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和外交政策专家，斯坦伯格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第十任院长。他之前担任锡拉丘兹大学社会科学、国际事务与法律大学教授，并担任该校麦他斯韦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达五年之久。他的专业领域涵盖外交政策、战略决策和国际安全，其在政策规划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贡献备受国际瞩目。

2023年，斯坦伯格在上海接受媒体采访。

在学术领域，斯坦伯格著有多部关于美中关系的权威著作，包括与迈克尔·奥汉伦合著的《半满的玻璃杯？美国与中国关系中的再平衡、再保证与决心》（2017）、《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世纪的美中关系》（2014）。他还在众多学术出版物中撰写了大量章节和文章，探讨了美国的全球政策架构、历史与政策决策的交互作用等主题。他的著作和研究不仅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实际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斯坦伯格因其卓越的贡献，荣获了包括美国政治学会约瑟夫·J·克鲁泽尔纪念奖、中央情报局局长奖章以及国务卿杰出服务奖在内的多项重要荣誉。

斯坦伯格的“中国观”总体特点，是他既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所预言的“中美必有一战”，也不同意美国现在需要全面战略打压中国、只有中国重新走向衰落才能让美国从“中国威胁论”中解套，而是坚信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两国互动的结果。美国一味指责和抹黑中国、一味对华战略施压、一味想要削弱中国，反而将导致中美关系危险的不确定性上升。这也是斯坦伯格特别强调处理这两大国的关系，需要的是欧洲外交和国际关系史揭示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大国关系的稳定需要“再平衡”和“再保证”。

“再平衡”(rebalancing)重在这样的观点：一旦崛起大国力量显著上升，导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出现历史性调整，守成大国需要坚定地发展自身的多元实力，以保证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力量对比重新回到相对平衡、守成大国依然保持力量优势的地位。“再平衡”理论的核心，是面对崛起大国的力量兴起，守成大国必须及时应对，继续保持自身的相对力量优势。斯坦伯格的这一理念，也是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视角。

“再保证”(reassurance)则是基辛格在自己的学术出版中也经常用到的核心概念之一。包括基辛格推动的美苏核军控谈判等行动，都来自于国家间力量对比和力量竞争都无法避免的背景下，大国关系如何走向稳定的重要战略性举措。“再保证”的核心要素，一是明确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主张，不能单方面改变现状；二是避免对彼此战略目标的误读误判，对可能引发误读误判的问题，要有彼此对话基础上的“再认识”。三是要谈判和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减少和降低对彼此主张的误判误读。

在台湾问题上，斯坦伯格认为中美两国需要建立“再保证”：美国不会改变自己的“一中政策”，而中国不会主动武力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面对近年来中美力量对比的新变化，斯坦伯格在基辛格智慧的基础上，强调“再平衡”和“再保证”在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中的重要性，体现了美国“后基辛格时代”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的现实主义主张。

拜登政府2021年1月上台后，其中国政策坚持对华战略打压，两国关系应有的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已经基本垮塌。在美国将中美关系高度政治化、安全化和对抗化的声浪中，斯坦伯格教授是为数不多公开反对美国对华发动新冷战、强调两国依然可以寻求相互包容关系的学者之一。

今年4月，美国前副国家安全助理博明（Matt Pottering）、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前任主席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这两个共和党势力中臭名昭著的反华鹰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以《除了胜利我们没有选择：与中国竞争，美国必须取胜，而非管控》为题，竭力主张美国必须放弃与中国的竞争管控，应该通过实质性削弱和打残中国来获得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胜利，并叫嚣这是美国追求的“对华胜利”。

斯坦伯格很快与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美国国务院前顾问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发文反驳了博明和加拉格尔的错误主张，指出对华的冷战对抗思维十分危险，有损美国自身与盟友利益，也与美国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斯坦伯格和白洁曦指出，美国政府一方面可以保持对华战略竞争，但另一方面，应继续以开放的姿态与中国保持接触、沟通与合作。

斯坦伯格教授2023年12月到访南京大学，与本文作者（右）进行了长时间的“炉边谈话”。

斯坦伯格教授2023年12月到访南京大学，与笔者进行了长时间的“炉边谈话”。作为现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充满热情地努力推动两国共建的首家教学机构——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继续做大做强。展望中美关系仍需止跌企稳、合作共存、和平共赢的艰难旅程，斯坦伯格教授的资历、睿智与才华，将会继续在两国关系的起伏跌宕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