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经济战”：抗战初期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摘要： ...

抗战时期的上海，当然是一个民众生活极端困难的时期。尽管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日益高涨，上海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的，一般的上海市民阶层，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日常生活状况迅即急转直下、大幅下降。然而，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却慢慢曲折下降，趋于平缓下来。关于1937至1941年孤岛时期的上海市民日常生活，本文以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资料作为基础，结合孤岛时期其他史料，尝试呈现出抗战初期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

1940年代，上海外滩。

一、急跌后止缓：抗战初期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一般状况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战时通货膨胀愈发加速。以1936年为基期的工人生活费指数，原是依照法币编制的，但自日寇侵入上海租界后就发行了伪币。伪币在上海的通行期是从1942年起，至1945年的日寇投降时为止。1942年的生活费指数开始以伪币编制，那年与1936年相比，要高出19倍余，1943年要高出72倍余，1944年要高出477倍，1945年要高出60581倍。

当然，也要体察到抗战时期上海市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曲折波动的、先是急速下跌，后渐趋平缓的。到1940年，根据工部局年报的统计，上海职工的实际工资几乎仅有战前的一半。需要说明的是，1941年日军占领租界后，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上海工人的各种统计调查就停止了。因此这一时期的上海职工工资收入的统计资料极为贫乏。万幸的是，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了一批工厂的原始财务资料，从中可以一窥职工方的工资收入状况。有研究显示，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后，1941年上海全面沦陷后，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当于1938年实际工资收入的30％到40％。其具体数字是：1942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当于1938年实际工资收入的42.87%；1943年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当于1938年实际工资收入的35.16%；1944年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当于1938年实际工资收入的44.64%；1945年上半年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当于1938年实际工资收入的36.57%。根据工部局的统计，也认为1940年工人实际工资约为每月6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936年时的每月18-20元。另一组资料也显示，1939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仅有1936年的58.59%，到了1940年，进一步下跌至55.53%。可以认为，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止，上海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相比战前大致下降到30％到40％的水平，并就此基本稳定了下来，并且在随后一直到抗战结束时，都大体维持在这一实际工资水平。而这与当时统计的生活费指数形成鲜明的反差，进而造成一种悖论。依据史料，可以认为这一时期，以货币统计计量的数据已失去了相当大的意义，因为战时生活呈现出一种去货币化，趋向实物化的趋向，更多的是以实物交换（尤其是实物配给），由于1937到1941年的急速通货膨胀，民众的理财储蓄习惯逐渐由“囤钱”转为“囤物”。

上海另有专为职员用的生活费指数，亦以1936年为基期，原来亦是用法币编制的，但1942年至1945年期间亦改用了伪币。与1936年相比，1942年的职员生活费指数要高出14倍余，1943年要高出51倍余，1944年要高出374倍，1945年要高出42139倍。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应对物价飞涨，多数企业和单位都选择了增加职工工资外的津贴尤其是实物津贴来对冲通胀，使得市民实际工资收入的下降逐渐稳定平缓了下来。以上海中央储备银行为例，它的薪津就比其他银行高两三倍，另外每月有配给的头等大米、面粉、生油、煤炭、盐、糖、肥皂等日用品，用不完的还可以转手卖黑市。当然，所谓实物津贴的分配也不是全单位一体均沾，共同富裕的。以上海电话公司为例，“鉴于近日百物昂贵，一般职员无不叫苦连天。故自七月份起有增加津贴之举，薪金在二百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廿五，在百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以外再略补米贴数元，惟在百元以下诸小职员，除略得米贴外，分文不加，内部颇有不平之声”。另以大利银行为例，该行供给中饭，也分甲、乙两级：甲级是理字头和各处长吃的西餐，乙级是其余职员十三四人挤在一桌吃的中餐。

而一向作为铁饭碗的教育界各级学校教职员的生活也是不容乐观，“目前生活指数将超战前六倍，但学杂费之征收、纵已增加亦无六倍之巨。在此时期，学生家属及一般社会人士均应体谅教职员生活之清苦，暂时忍痛接受教职员之呼吁，酌增教育费之负担。故下学期各学校杂费之征收可审视过去收费额及实际经济状况照原额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但对于贫苦学生仍应给予体谅，酌予减免。庶几于增加学杂费后仍不致影响清寒学生之学业，并望热心社会人士，多办奖学金贷金等之义举”。

而一般小市民的衣食住行，显然此时也随着物价飞涨遭遇到了恐慌。有一小职员就投稿《申报》诉苦：

今将我们的衣食住行实况，膻述如下：衣：现在的物价，至少要比战前增加二三倍；所以在衣的方面，新的是添不起了，只好利用旧的或土布制的。例如我的大衣，西装，都是数年前的旧衣，破烂呢，不妨织补织补：里面衬衫的领子，袖子破了，也不妨改造一下。汗背心破了，不妨将破绽缝合，还不妨两件并成一件。新的衬裤呢，可改用土布制；天气冷，西装裤内更不妨穿中装裤。我的妻穿的也都是嫁时衣；有时添些衣服，也是买旧货或利用已有的材料。食：这一项占据我们支出的大宗，但我们力求节省。每餐菜经常是一荤一素。米大多数托人从游击区带来，价值较孤岛便宜。肉类等荤菜也请人从乡下带出：素菜中除有些必需小菜场购买之外，其余黄豆，花生，蚕豆，咸菜，萝卜干，也向乡亲经来。煤球，现在虽卖到六元多一担，但我们几家合生一只风炉，轮流烧煮，还算经济。住：我们住的是六层楼的一个小房间，真好比鸽笼一般。房租因为特殊关系，只有两块钱一月；不过邻居都系贫苦阶级，环境不大卫生。但在我们自己这间里，总弄得很整齐清洁。窗户常开，使空气流通，炭酸气可以外泄，更不致中煤气或生其他疾病。夏季因住处靠近外滩，夫妇各买公园派司一张，夜间常往纳凉，故虽盛暑，亦无所苦。行：现在电车，公共汽车，都早已涨价，收入有限，车子也真有些乘不起。所以路近些的，只好安步当车。

二、孤岛上海的畸形繁荣和娱乐消费

抗战前四年，上海市民在沦陷区中，除了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以及五洋杂货发生恐慌之外，其他的情况，尤其在孤岛时期，因为人口集中，可以说繁荣到了极点。有钱人的奢侈生活，也疯狂到了极点。一般生意人，因为囤积居奇，发财容易，所以也跟着挥霍无度，因此，舞场的生意特别发达，游乐场、书场、电影院、越剧场以及话剧场，场场爆满，这种情况，是近代上海有史以来所未见的。

孤岛时期所以能有这般发展，原因是：第一，由于邻近战区人口涌入，到1938年上半年，上海租界人口已从战前的167万骤增到450万，从而大大增加了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时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第二，上海本市和避难来沪的内地资本家手中的大量游资，在币值日益下跌时，唯有购置房地产、囤积物资、开办工厂才能迅速获利。他们纷纷投资开设设备简单、周转迅速的小型工厂。资本的利润如以1936年为100，到1939年已达48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还是成倍增长。第三，上海工业品一向质量较好、牌子名气响，不仅畅销于其他沦陷区，而且大量流向后方各地。再加上欧战爆发，舶来品断绝，都给“孤岛”的经济带来刺激。

畸形繁荣的突出标志，就是投机事业异常兴旺。当时货币贬值，物价猛涨，囤积倒卖最能赚钱。举凡黄金、外汇、地产、证券，以至粮、棉、布、煤，特别是战前依赖进口的物资都成为投机囤积的热门货，都可据此获取暴利，不仅肥皂、煤油、洋烛甚至连草纸、火柴都成了囤积对象，无情地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因此工商业者都涉足投机市场，投机之风一时极其盛行，在投机浪潮中暴发致富。

“孤岛”经济的畸形繁荣只是一种暂时的表象。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受制于敌；销往外地的产品，要受敌伪的盘剥；由于敌人的掠夺和破坏，加上投机倒把者哄抬物价，搅乱市场，加剧了市场的紊乱；而广大市民的购买力日益下降，市场日益缩小。所以，到1940年后，上海租界“繁荣”景象犹如昙花一现，很快消退，经济走向萎缩。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说：“由于实际消费者少，囤积者多。囤积者众，造成一种购买力，但其恶果与生产过剩相等。终至因国内外局势骤变，一般购买力大减，股票猛跌，所囤之货，纷纷出售，事变（指上海沦陷）以后表面之繁荣，亦遂崩溃，经营企业者皆谈虎色变，而以停业裁员闻”。而就普通市民而言，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也不得不承认：“本年（1940年）本市工人之收入，大都不足维持全家生活之必需，其生活程度几已降至最低限度。”拿纱厂工人的生活来说，一个工人的工资收入只能勉强养活一个半人。6口之家就要有4人做工而且不发生意外，才能马马虎虎活下去。像这样入不敷出的，纱厂工人中占六成左右。可见大部分工人都难以维持自己和家属最起码的生活。

抗战期间，尤其是孤岛时期，就上海市面论，因为各处的富翁以及难民纷纷逃来，房屋挤迫得了不得，而游乐、饮食事业都呈畸形的繁荣，当时市民口头上常有一句感慨的话，叫作“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些人鉴于跳舞场热闹情形，把这句话改成“前方抗战，后方跳舞”，说起来真是感慨系之!抗战期间，也是上海市民娱乐生活畸形繁荣的时期。抗战期间，上海的舞场，规模都相当大，一流舞厅，都是自己购地或租地建造的，最著名的如百乐门、圣爱娜、仙乐斯、丽都、大都会、米高梅、维也纳等，皆有富丽堂皇的装饰，尤其是百乐门，舞池的地板是有弹性的，舞客跳舞的时候，更觉得轻松有趣，这种规模是从未有过的。二流舞厅，数量更多，为大沪、国际、云裳、大东、大华、新大华等，至于三流舞厅多到不计其数。一般舞厅，都聘有七人以至十余人的大乐队，只有三间小型的舞厅是用唱片伴奏的，一个是南京路上的“小都会”，一个是慕尔鸣路的“小舞场”（租谢葆生住宅改的），还有一个是北京路的“胜利舞厅”。当时各舞厅的舞票代价，一流的都是一元三跳，二流的也是三跳，三流的是一元六跳，至于小都会和胜利的舞票，一元可跳十二跳或十六跳，惟有同样用唱片的“小舞场”舞票，竟然同一流舞厅一样是一元三跳。那时舞厅里的舞女，一流舞厅总有六十以上至一百二十名，二流亦相仿。三流的不过三五十人。众多新办的小型舞厅深受小市民的欢迎。受战争的影响，“从前跳五块钱票子的人，还算是中等以下；现在只要能买三块钱以上的舞票，便会给舞女们认为不可多得的顾客。……大伙儿成群成队地挤着往小型舞厅里钻，吃茶不用钱，舞票每元多于大舞厅五倍，花三块钱便可舞个通宵”。绝大多数舞女的家庭出身“都是一班没有受教育的失学女子，平均的教育程度是初小三年级不到，可是家中都有寡母、弱弟等”。

1937年，上海，黄包车车夫们聚在休息区喝茶休息。

另外，新式茶室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起来。到处是新的茶室，如大东、大新、大三元、新雅、冠生园、锦江、孤岛、大华等不下数十家，到处生意都不差。究其原因，一来逃难到上海的人无所事事；二来，茶室既廉价又清洁，食品种类比老式茶馆多，布置更现代化，再加上冷饮甜品诱惑，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以至于时人感慨“茶室以及零星食品店数亦无不剧增，生意亦无不兴隆，其中尤以茶室为最，若某某等大茶室数家，从早至暮无时不在客满中”。而且此类新式茶室“并非靠卖茶为业，中心营业是点心、食品等类”，此外茶室还有“妙龄少女为茶客服务，所以无一家不是座上客满”。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孤岛繁荣影响到的不光是中上阶层，甚至不少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也受到这股上海摩登的深刻影响。年轻工人受现代都市文明影响尤其明显，据《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的描写，他们西装革履，行做车（电车或黄包车），吃包饭，过着一种类似学生的生活。其衣食住行多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另以女工为例，根据夏衍关于1930年代中期的调查，当时女工中烫发的尚是极少数。然而，孤岛时期烫发的女工越来越多。实际上，虽然战争时期上海市民生活较战前困难，但烫发、高跟鞋与旗袍却是当时上海女性的常见装束。

战时物价上涨会带动娱乐消费价格的同步上扬。以电影票价为例，“假若把西片的首轮影戏院说，从几年前的6角变成今日的1.2元，二轮也从3.3角变成6角，而国产影戏院，无论是首轮还是小戏院，都增加了几次的票价，现在的首轮要7角，最小的也要花上三毛，才可以占据一个座位呢！”没过多久，电影票价又开始上涨，“上涨为日场8角，1.1元，1.5元，夜场为9角，1.3元，1.8元了”。电影院的票价在短短的二三年的时间里普遍上涨了一倍。物价指数的上扬，使得普通市民的消费力明显下降。流行消费环境比1927至1937年“黄金十年”要恶化许多。但同时因为孤岛时期的大量人口涌入，到1939年为止，合计起来尚在营业的电影院数量仍有25家之多，而且“最近电影院的营业兴盛，差不多每天客满的现象”。同时，截至到1941年为止，上海的各大影院仍然几乎完全仰赖美国电影支撑市场繁荣，“查美国影片每年在沪公映，约有三十五万美元之租赁费”“全市十余家专映西片之第一轮影院全赖美国影片以維持”。

三、愈陷愈深的粮食供应危机和物资日益短缺匮乏

上海富商秦润卿的日记就写到，由于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尤其大米奇缺，即使富裕人家有钱也无处购米，故一日三餐不得不改为两粥一饭。从秦润卿1941年12月16日日记可知，该日他“往四明医院议事，因近来购米不易，全院改为二粥一饭，藉此节省，我家拟亦照此办理。”由于“汽油无处设法，今日起亦停用汽车”。由于物价上涨，小民维持生计日难，上海又不断发生富家之人遭绑架勒索事件，甚至连法院院长也被绑架，致使富裕之家皆人心惶惶。

大米供给的不足，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黑市的兴起，大米投机的大肆盛行。为了满足职工日常生活所需，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保联”为关心职员生活，发起筹组职工消费合作社。筹募股金，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参加社员达400多人，实收股金5600余元。合作社以批发价购进各项生活用品，以低于市场的零售价格转销给社员，如市场上难以购得的大米、煤球等生活必需品，合作社即以比市价低5%一10%的价格销售给社员。1941年4月，还发售进西贡米，一次来购的社员就有270多人。合作社除在会所设有日用品柜台外，并在社员较多的公司，设有销售站21处。同时，中共地下党职委和银联等团体的党团经过反复缜密的研究认为，在沦陷区，利用合法社团联系人民群众，积蓄力量，以准备将来更大的斗争，十分重要。以职员社团为例，益友社、银联等把诊疗所、理发室、经济食堂、补习学校，放在更加突出的公开地位。这些活动场所的存在，既可为群众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又可使社团与会员群众仍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银联理发室设在慈淑大楼6楼新会所内，尽管大楼电梯常因故障停驶，许多会员仍爬上6楼去等候理发，这不仅因为理发收费低廉，更重要的是为了有机会能与熟人交谈，互通信息，理发室无形中成了会员会面聚谈的一个活动中心。华联设立医务室，除了为会员及其家属门诊治病，还举办孕妊定期体格检查、接生以及婴孩、儿童的免疫注射等。华联办的消费合作社，为会员提供低价日用商品，代购、代运平价煤球等。这些福利服务，对职工的生活困难来说，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重要的是社团保持了与群众的联系，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团结。

时间办得最长的当推银钱业消费合作社。银联在1938年就成立了消费合作柜，在银联会所对会员供应饮料、香烟等零星小商品，以后还供应食米、煤球、酱油以及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日用品。在这一基础上，于1939年5月正式成立银钱业消费合作社（银合），民主选出理事会、监事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经济组织，社员发展到3000人，是上海沦陷期间最大的职工消费合作社。银合艰苦创业，积极经营，扩大供应品种，经营品种从以零星小商品为主，发展到以粮食、煤球、食油等为主。1940年租界粮食供应紧张，银合配合银联，举办银钱业同人集团订购西贡米登记，先后二批共订购了193包（每包100公斤），以比市价低得多的价格分售给社员。当时市面上煤球供应也是时断时续，银合会同有关厂商，拟定了集团预购、定期供应办法，有几百个社员参加了煤球预购，能定期买到煤球。1940年到1941年，还先后五次配售了食油、食糖、黄豆等物品，以低于市价30％的价格供应给社员。1941年7月，举办特价10天，基本上仍按上年进货价销售，远比市价低廉，受到社员欢迎。要购存大量物品，然后以较低价格出售给社员，就需要有更多资金，而银合本身的资力十分有限。后来运用与各行庄有联系的有利条件，向一些行庄申请低息贷款，用来购买大宗物品，使银合得以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惨淡经营，苦苦支撑下来，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然而随着战局愈发严重，造成了很多平民，尤其是流落街头的难民，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1941年，上海普善山庄的一份报告显示，因米价暴涨上海平民的死亡显著增加，这直接体现在街头无主尸体的增多。由该庄收殓的“露尸”当中，以未成年人居多。有时他们收敛的儿童“尸体”并未断气，但由于米价高昂，父母无力抚养，被迫将尚未死亡的子女遗弃。由于无法获得大米，甚至还引发了全家自杀的惨剧。

结语

总而言之，抗战初期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展现出的历史实相是复杂多面的，一方面，由于抗战战事绵延所导致的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市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曲折下降，并且在前期快速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就基本稳定了下来。尤其是1941年后，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当于1938年实际工资收入的30％到40％，以后4年直至战争结束为止也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可以认为处于一个通胀停滞期或者间歇期，而不是传统研究所认为的通胀不断螺旋上升。同时也要关注到，与随后1940年代末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抗战时期这个生活水平曲折下降的严重程度毕竟还是有一定限度的。1937年后上海本地企业逐渐将职工收入由货币薪资为主转化为实物津贴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战时生活水平，变相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失控。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到抗战中后期，尤其是1941年后，市民日常生活物资以及生活必需品短缺的情况愈发严重，由于战争影响，导致国际航运贸易断绝，大量工厂企业开工严重不足，粮食供应尤其是大米的供应严重不足更是此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此外，也要关注到战时上海不只有孤岛时期的畸形繁荣。战时上海的特殊历史环境也对周围抗日部队及其根据地起了供应各种物资的作用，例如皖南、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许多物资也是靠上海“走私”供应，路东、路西、江南抗日部队、浙东支队都能从上海取得必要的物资。原来从上海运送书籍报刊的书店工作人员，逐渐地变成用机帆船和卡车通过重重封锁线，花费一些贿赂，完成了给大小根据地输送物资的任务。甚至根据地用的临时钞票，也是从上海用切好的道林纸运去印行的。而且在上海沦陷后也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与正面战场不同，战时上海虽身处敌后，却也是中日两国经济战的主要战场。正是就此而言，战时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是种无声的抵抗与战斗，是一种隐秘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