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兴：芝加哥小子和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议与启示

文丨郭金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

（本文摘自《智利计划》，作者为该书译者。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在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眼中，拉美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富饶的土地，丰富的矿藏，众多的人口，早在两百年前多数国家就已经实现了政治独立，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幸运地躲过了战乱之灾，但是，这些经济体尽管已经摆脱了贫困陷阱的束缚，实现了经济起飞，却鲜有国家跨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走走停停的增长模式似乎成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惯例，一些国家曾经在某些时期有过惊人的表现，并被冠以“墨西哥奇迹”或者“巴西奇迹”这样的称号，但是增长的引擎最终都会莫名其妙地熄火，往往由于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而陷入长期的停滞或者倒退。因此，有人感叹拉美是“永远的明日之星”，似乎总有经济崛起的迹象，却又总是功亏一篑。拉美长期而复杂的发展经历使其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实验室”，那些令拉美国家困于中等收入阶段而无法更进一步的神秘力量，则使其成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热门概念的原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智利从众多拉美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地区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过去50年来，智利从拉美地区排名垫底的差生，一跃成为诸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均名列前茅，甚至遥遥领先的优等生。它似乎摆脱了其他拉美经济体走走停停的增长模式，实现了持续而稳定的增长，因此被称为一个“最不像拉美国家的拉美国家”。2010年，智利加入有“发达国家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开创了南美的先例。2012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智利迈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并且至今一直处于这一组别。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最新的人类发展指数，智利在19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4位，属于发展水平的最高组别，指数值与葡萄牙、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南欧或东欧国家相近，在拉美3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一。

在智利的成功故事中，主角是被称为“芝加哥小子”的一群智利经济学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抵抗由古巴开始的社会主义浪潮在拉美国家中蔓延，美国国务院启动了“智利计划”，促成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合作，选派一批优秀的智利学生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经济学训练和培养，然后返回天主教大学任教。芝加哥大学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阵地，这些智利学生在这里学习和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西奥多·舒尔茨、“艾尔”·哈伯格和加里·贝克尔等新自由主义重要人物学术思想的熏陶。在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并建立军政府统治之后，这批智利学生制定和实施了市场取向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幅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们还将市场化改革推进到社会领域，在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中推行代金券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建立个人储蓄账户，利用私人养老金管理基金来管理个人的退休基金。由于这批智利经济学家与芝加哥大学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因而被戏称为“芝加哥小子”。

从长期来看，芝加哥小子在智利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无疑是成功的。这不仅表现在智利出乎其类的发展绩效，还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民主制度恢复以后，执政的中左翼政府并没有推翻芝加哥小子开创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是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深化。这一模式似乎得到了不同政治派别的认同，这也避免了其他拉美国家政治风潮在左右之间剧烈摇摆时发生的政策动荡，从而为智利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智利在取得一系列骄人成就的同时，也存在阴暗的一面，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其中的关键在于，芝加哥小子是在皮诺切特威权主义政府的背景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而军政府在对待反对派时手段残忍，事后发现，包括暗杀、酷刑和监禁在内的侵犯人权的案件仅记录在案的就有两千多起。当时参与经济决策的芝加哥小子对此是否知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些内幕，人们也有颇多争论。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因为在这一时期两次到访智利并曾经会见过皮诺切特而饱受争议，甚至使其获得诺奖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来，智利似乎陷入了一种“成功的悖论”，即从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来看，智利取得的成就在拉美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一些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却日益高涨，这集中体现在2019年席卷全国主要城市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和叛乱行为，以及2021年年仅35岁的极左翼学生领袖加夫列尔·博里奇当选智利总统。其根本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模式并没有解决智利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这也是拉美国家共同的顽疾。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大学教育的普及，民众要求公平和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精英阶层并未及时关注和回应这些要求和呼声，于是民众以示威和选票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事态的发展似乎预示着智利又要重回拉美民粹主义的老路，但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2022年全民公决否决了由政府保障过多社会权利的宪法修正案，这表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满情绪可能被放大了。这一模式需要修正和改造，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领域，但并非要推倒重来。从实际结果来看，尽管从2020年以来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但是经济保持了稳定，通货膨胀率也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智利作为拉美领头羊的地位并未动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智利社会成熟和发达的表现。

芝加哥小子在军政府执政时期推行了休克疗法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威权统治比民主制度更有利于推动改革或者促进发展。实际上，威权主义并非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或者充分条件。从二战以后近八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尽管有一些经济体在威权统治下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是同样也有很多威权政府既未致力于市场化改革，也没有取得良好的发展绩效。另一方面，有效的民主体制也可以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战后的西德、日本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东欧国家都是成功的案例。尽管智利确实是在军政府时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这段威权统治在其独立以后的两百年历史中更像一个例外，而不是一种常态，它实际上拥有长久的宪政传统和民主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智利才能在1990年实现由军政府向民主体制的平稳过渡，而较为健全的民主制度也为智利解决近年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妥协机制，这可能是其走出拉美走走停停的发展模式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对于这段迂回曲折、波澜壮阔的精彩往事，《智利计划》作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可能是最为合适的讲述者。爱德华兹1953年出生于智利，本科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杰出教授。智利不仅是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旧地，而且他与很多参与智利改革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和芝加哥小子都有密切的往来，也许算得上是芝加哥小子的“荣誉成员”。但是作者并没有亲身参与智利经济政策的制定，因而可以相对超脱事外。正是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使作者既能深入掌握智利改革历程的诸多细节，又能使其在叙事时保持相对客观公允的态度。作为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拉美和智利专家，也是一名心系故土的爱国者，作者在撰写《智利计划》时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心血，采访了大量的相关人士，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似乎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为这部著作做准备。作者讲述的这段有关智利的成功而又复杂的故事精彩纷呈，不仅有助于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深入了解一场重要的市场化“实验”的前因后果，也能够启发普通读者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探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