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奖披露欺诈投票，美国大选回应流行文化 | 文化周报 - 杠杆开户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王鹏凯黄月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每个周六，“文化周报”向你汇总呈现最近一周国外文艺圈、出版界、书店业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我们关注雨果奖主办方揭露欺诈投票、美国大选与流行文化积极互动、学术出版商Taylor&Francis将研究成果售给微软人工智能等内容。

01 雨果奖主办方揭露欺诈投票，涉数万英镑

7月22日，2024年雨果奖评选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在今年雨果奖决选投票的统计过程中，委员会发现了一些“异常数据”，近400张选票被发现是欺诈投票，约占总投票数的10%。

根据评选委员会的报告，在收到的3813张决选投票中，至少有377张选票来自不符合“自然人”标准的账户：明显使用假名或有其它不合规特征，其中一些投票者的姓氏几乎完全相同，仅改变了首字母并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排列，也有部分名字是连续数字的翻译。这些选票绝大多数都投向一部决选作品，委员会将其称为“决选作品A”（Finalist A）。

此外，委员会还收到一份秘密报告，报告称“至少有一个人赞助了大量购买世界科幻协会会员资格的行为，这些被赞助者在按赞助者意愿投票后，获得了会员费退款”。根据规则，只有协会会员才有资格为雨果奖提名作品，并参与决选投票，据《卫报》统计，世界科幻协会每年的会员费最低为45英镑，因此支付这一数目的会员名额至少花费16,965英镑。

基于此，评选委员会认定这些选票存在欺诈行为，并最终决定将这377张选票从决选结果中剔除。委员会进一步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决选作品A对虚假选票完全知情，更不用说为此负责，因此并不会公布这位入围者的身份，也没有取消该作品的参评资格。不过，在剔除无效选票后，该作品没有在相应类别中获奖。

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想向2024年雨果奖的投票者保证，选票得到了公正的计算。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向今年雨果奖的获奖者保证，他们的获奖是公平公正的，没有任何任意或无缘无故排除选票或提名的行为，也没有任何通过欺诈手段获得奖项的可能性。”今年的大会主席埃斯特·麦考姆-斯图尔特（Esther MacCallum-Stewart）教授也做出回应称：“我完全支持他们通过一系列行动维护奖项的公正性。这些奖项是大会的重要支柱，代表着我们社群成就的顶峰。”

事实上，这并非雨果奖近年来首次出现争议事件。今年一月，雨果奖公布了2023年奖项背后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包括匡灵秀（RF Kuang）、赵希然（Xiran Jay Zhao）、保罗·韦默（Paul Weimer）在内的多位作家都获得了足够的提名数，却被评选委员会取消了资格，并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在当时引发了猜疑与争议，部分作者与读者担心奖项受到举办地审查制度的影响，而此后进一步泄露的委员会内部邮件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事后，世界科幻大会知识产权协会（World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两位领导人因此辞职。2024年度主席麦考姆-斯图尔特也发布声明，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奖项的透明度，包括记录并公开关于奖项的所有数据与决定。

雨果奖（Hugo Award）是世界知名科幻和奇幻文学奖项，以纪念美国科幻杂志《惊奇故事》创办人雨果·根斯巴克而得名，最初设立于1953年，此后于每年的世界科幻大会颁发，包括厄休拉·勒古恩、J.K.罗琳、尼尔·盖曼、刘慈欣在内的许多知名科幻作家都曾获得雨果奖。2024年度的大会将于今年8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最终获奖名单将于8月11日公布。

02 美国大选与流行文化积极互动

7月22日，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并支持提名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几小时后，Charli XCX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了一条推文——“卡马拉是brat”（kamala IS brat）。这一推文在社交媒体中迅速走红，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也很快作出了回应，她们将竞选团队官方推特主页的背景颜色换成了brat绿。

Brat绿（brat green），指的是一种炫目的黄绿色，类似于iPhone发送的短信气泡，这一鲜艳的色调在潘通色卡上介于360到375之间。与2023年的芭比粉一样，brat绿已经成为2024年夏天的标志性颜色。目前，#Bratsummer这一话题在TikTok上已有超过40000条视频，在Instagram上也有超过12,000条帖子，谷歌甚至预测它将成为本周最热门的搜索条目。

这一颜色始于英国流行歌手Charli XCX于今年六月发布的热门专辑《Brat》，是专辑封面的颜色。但其影响不止于此，“brat”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与Z世代相关联的文化现象。Charli XCX将brat想象为一种新世代青年形象，这与社交媒体网红总是呈现的“干净”、“精心修饰”形象不同，在发布于TikTok的一则视频中，她解释说：“就像一个有点邋遢、喜欢派对的女孩，也许有时会说些蠢话。她感觉良好，但有时也会崩溃。但有点像派对一样，非常诚实，非常直率。”

人们随即接受了哈里斯的brat形象，网络上开始流传大量关于哈里斯的表情包（meme）和以brat为背景音乐的短视频剪辑。其中最流行的是一段关于椰子树的叙述，那原本是哈里斯去年在白宫的一次演讲，她引用自己母亲关于年轻世代的一句话——“你以为你是从椰子树上掉下来的吗？你存在于你生活的环境与之前的事物中。”这段讲话被剪辑并搭配上哈里斯在各种场合大笑的画面，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社交媒体之中。

哈里斯真的是brat吗？有人指出，作为政客的哈里斯，并不是一个具有“下水道荡妇”气质的“365天派对女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作为首位领导主要政党的黑人女性和亚裔美国人，哈里斯就是brat，因为这打破了界限，具有女性特质，而且具有交叉性。《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篇评论也指出，“在某些方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因为brat本质上并不是这样来定义一个人的，它同时具有煽动性和脆弱性——也许Charli XCX就是从哈里斯身上看到了这样的特质。”

实际上，在政治选举中，如何争取年轻人群的支持一直是政客们的关注重点。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希拉里就曾经试图用热门游戏《口袋妖怪 GO》（Pokémon GO）来吸引年轻选民，但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去年泰勒·斯威夫特也曾呼吁粉丝参与初选投票——尽管她没有说支持谁，但仍然推动了选民登记的激增。对brat的接纳被视为哈里斯争取年轻选民的表现，CNN的一篇评论指出，“从本质上讲，拥抱brat文化就是关于凌乱、不完美的自我接纳——这是目前吸引30岁以下人群最简单的方式。”

另一方面，流行音乐也一直在美国大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文章发现，几十年来，总统候选人一直在尝试通过音乐与选民建立联系。最初主要聚焦于竞选歌曲，例如1960年，肯尼迪使用了著名歌手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歌曲《远大希望》（High Hopes）；1992年，比尔·克林顿在婴儿潮世代的竞选中选用了英国摇滚乐队佛利伍麦克（Fleetwood Mac）的歌曲《不要停止》（Don’t Stop），为了支持克林顿，佛利伍麦克甚至在1993年举行了重组演出。

进入21世纪以来，流行文化与政治结合得更为紧密，总统候选人倾向于选择在意识形态上与竞选主题相吻合的歌手。因此，共和党会选择像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和范·海伦（Van Halen）这样的乡村音乐和爱国摇滚风格。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就很喜爱在竞选现场播放乡下人乐队（the Village People）的经典歌曲YMCA并随之起舞，直到乐队向他发送了一份禁止令函。而民主党则更重视与公民权利和女性主义相关的偶像，比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和凯蒂·佩里（Katy Perry）。在哈里斯参与竞选的当天，对于歌曲使用审批异常严格的美国歌手碧昂斯（Beyoncé）允许哈里斯将《自由》（Freedom）作为她的官方竞选歌曲，这首歌是对黑人女性历史性力量和韧性的致敬，也被视为对未来的号召和激励。

03 学术出版商Taylor&Francis将研究成果售给微软人工智能，引发学术作者震动

一份文件近日披露，学术出版集团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与微软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包括“获取高级学习内容和数据，并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专家应用程序”。泰勒弗朗西斯为世界知名出版集团，出版有一系列学术书籍与期刊，旗下的劳特里奇（Routledge）是人文社科领域最大的全球学术出版商之一。据透露，该协议第一年的价值为800万英镑。

泰勒弗朗西斯此举在学术作者群体中引起震动，他们称自己并未被告知这项交易，没有机会选择退出，也没有从科技公司的使用中获得任何额外报酬。英国作家行业协会（Society of Authors）也表示，“对于出版商在未事先咨询作者和创作者的情况下就与科技公司签订协议表示担忧。”

在对《书商》（The Bookseller）的回应中，泰勒弗朗西斯表示，“集团正在保护作者作品的完整性，并对逐字文本复制做出限制，同时也会保障作者根据合同获得版税支付的权利。”

作者们的首要疑虑在于，他们是否有可能选择退出与微软的人工智能合作。泰勒弗朗西斯的作者之一、莱顿大学英文系讲师露丝·克莱门斯（Ruth Clemens）指出，目前并不清楚泰勒弗朗西斯是否存在或正在考虑推出作者的退出政策，“但鉴于他们最初就没有通知作者这项签约，任何退出政策现在都无法生效。”对此，集团发言人并未做出进一步回应。

英国作家行业协会高级政策经理与合同顾问安布尔·莫万（Ambre Morvan）进一步指出，版权、道德权利和数据保护问题，以及科技公司使用作品时的透明性和支付公平性问题——即使他们获得了授权——都需要被仔细考虑。此外，还必须考虑这类应用对作品的传统销售以及作者的职业前景是否会有更广泛的影响，她说：“创作者是我们创意产业的支柱，我们不能不强调保护他们的重要性。”

另一个疑虑则是关于AI对学术知识生产的影响。克莱门斯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十字路口，在我看来，这笔交易最大的问题是将学术研究简化为一种原始内容，并从中抓取数据，将其重新包装为知识。”实际上，正如《对话》（The Conversation）文章所指出的，由于不带引用地返回数据（可以被视为一种抄袭）以及发明虚假信息并将其归入真实来源，现有的人工智能模型常常面临着严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