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解决俄乌冲突”：特朗普大话里的“美国优先”逻辑与推手

摘要： ...

在经历了特朗普遭遇枪击事件和拜登退选后，美国总统大选2024年下半年的角逐进入白热化阶段，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之间难分伯仲。与此同时，军事战略家们认为，如果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对于华盛顿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产生较大影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稳定援助可能很快就会减少。尽管拜登总统对乌克兰慷慨解囊，但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万斯一直以来都对这种援助的可靠性表示质疑。就在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第二天，7月19日，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特朗普称这次谈话“非常好”，并补充说泽连斯基祝贺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谴责暗杀企图。特朗普在公开帖文中表示：“我感谢泽连斯基总统伸出援手，作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我将为世界带来和平，结束这场造成如此多生命损失、摧毁无数无辜家庭的战争。双方将能够走到一起，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结束暴力，铺就一条通往繁荣的道路。”

特朗普和泽连斯基。

这次通话引起广泛猜测，有人说特朗普正在说服泽连斯基妥协，有人认为乌克兰当局近日向外频繁释放愿意在下一轮和谈中接受俄罗斯参加的信号，可能与此次通话有关联。无论如何，美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僵局的走向，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焦点。

特朗普推崇的战略观点是什么？

特朗普至今仍未公布他的国家安全高级职位人选，然而，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追随者到主流共和党人，几乎所有共和党保守主义精英们都竞相为这位前总统效力，希望能够借助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实现那些其推崇或认可的战略构想、政策与政治目标。

而那些经常被特朗普间接引用或推崇的战略观点，我们可以在他的安全问题的顾问兼亲信的著作中读到，比如特朗普任期内国防部负责战略和部队发展的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的《拒绝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防御》，以及特朗普的第四任国家安全顾问、自称“里根共和党人”的罗伯特·C·奥布莱恩的《当美国沉睡时：在危机中恢复美国领导地位》。这些书中详细论述了对美国繁荣和安全的主要挑战和应对策略，即：俄罗斯带来的挑战已经不是美国战略威胁的首要目标，华盛顿必须调转庞大而笨重的战略船头，以可靠、可信和强有力的姿态将安全优先级和大多数资源转到印太地区，包括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促使欧洲能够尽快实现防务自主，将北大西洋安全结构的支柱重心移交给欧洲国家。虽然避免乌克兰失败符合美国利益，但美国必须以符合其最高优先事项的方式来追求利益，迅速、果断地在亚洲第一岛链上恢复强大的拒止防御。除此之外，强化并调整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印太地区盟友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判定标准将不再取决于简单的同盟或伙伴关系，而是基于其能力和义务，能否全方位符合并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

特朗普及受其信任的幕僚们的对外战略观点基于以下信念和假设：（1）深信美国例外论；（2）相信和平源于实力；（3）相信美国与盟友的合作与可信赖程度，取决于美国的强大以及更加对等的奉献与义务。可以说，在这样的基础上，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急迫地需要在可能重返白宫后的短短四年间，按照他们的意志和价值尽快调整国家战略方向——新的盟友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将依据以上信念和观点被重新锤造，在他们看来，美国需要尽快“纠偏”，更加主次分明地维护其战略竞争优势和地位，欧洲和俄罗斯显然不在其首要位置。

欧洲不会被放弃但也不再是重点

尽管主流共和党人和一部分保守派，在公开场合从未否认过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水平，但是，依靠重申跨大西洋关系试图安抚欧洲的紧张情绪，绝不是其安全战略的考量重点。北大西洋地区未来的安全基石是欧洲的防务自主，欧洲需要承担起更大的防务负担，不再只是“摆出一副承诺未来会投入更多资金的样子”，而是“部署可靠的作战部队，承担起欧洲对抗俄罗斯常规防御的主要负担”，跨大西洋关系才会健康。特朗普与共和党保守派在近两年间不止一次地指责欧洲的防务是“纸面国防”与“会计欺诈”，强调美国对盟友的评估需要基于一种更纯粹的“综合方式”，并且在必要时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来激励正确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与共和党人虽然不会轻易抛弃欧洲盟友，并致力于维护美国在北大西洋的同盟体系，但其侧重点在于考虑如何让盟友的行为服从美国的意愿和战略布局，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阁中，任何人都必须将“美国优先”理念转化为连贯的政策，并将其置于针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思维下，通过展示实力、威慑达成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的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无疑将遵循一种严厉的立场和“赏罚分明”的策略，并强调那些在其看来最为高效和强化责任分担的手段。

特朗普及其团队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字诀：快

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已经在公开场合打出了诸多夸张口号，例如在一天之内解决战争问题，或者说“我们不关心乌克兰正在发生什么”等。特朗普及其幕僚团队如果需要按照其对全球战略目标和新的北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结构设计，来寻求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新角色，无疑将把目标和手段聚焦于“快”。

特朗普已经明确他第二任期的美国战略重心是印太地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强调势在必行的全球伙伴分工——欧洲应加大力度并提供更多帮助，以服务于华盛顿的战略优先目标，包括协助美国取得竞争优势。在美国国防工业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特朗普将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维持其“快”的思路和立场，为了使美国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其印太地区战略中，美国将从北大西洋区域进行必要且有限的收缩，以服务于其战略重心和优先级，这将显著影响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干预能力。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思路，将服务于其明确的以印太地区为中心的整体战略调整。

特朗普所设想的高效解决方式，将在以实力施压（或逼迫妥协）与激励式解决（使对方自愿妥协）之间进行调整。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在近两年内从未真正否认俄罗斯的威胁，也未否认乌克兰失败对于美国利益的影响。在其看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冷战期间所做出的那种大规模军事付出是值得赞扬的，只要欧洲人真正表现出“重新武装”的积极性，俄罗斯就无法对整个北约构成威胁。科尔比就曾公开指出：“当欧洲人在冷战期间处于危险之中时，他们很快就能军事化了”。特朗普及其幕僚们在本质上并不排斥让欧洲人处于安全焦虑和迫近的威胁感知中，在他们看来，有效的交易性外交政策方式将服务于其外交策略，在成本效益原则基础上，外交政策与手段从来都不是一场“神圣活动”，而是在于其结果是否符合“美国人民利益”。

因此，特朗普可能会甩给欧洲、乌克兰都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结果，即在尝试所有外交与威慑手段要求俄罗斯逐步撤军以恢复乌克兰边界后，继续坚持贯彻那些他和保守派精英们认为最紧迫和必要的选择——将焦点和资源转向亚洲，把乌克兰危机问题的解决路径和责任留给欧洲国家。

美国当下的综合实力使其无法同时在欧洲和印太地区发挥绝对领导作用。在这样的图景中，特朗普想要欧洲迅速认识到——欧洲需要为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物质支持和下调在欧洲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做好准备。由此来看，美国的总统之位角逐，将对未来的乌克兰危机和俄乌冲突走向制造新的拐点。

（王思羽，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任如意，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亚特色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