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制度是重要的”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文丨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大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北京时间2024年10月14日晚上，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宾逊（James Robinson）。他们三人的主要贡献是研究了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制度如何影响了繁荣（for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这至少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八次颁给了制度经济学领域。三位诺奖得主关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了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阿西莫格鲁等三人究竟为制度经济学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通过研究荷兰和英国在19世纪的兴起，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有效率地保护产权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当时，新古典经济学一统天下，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看不到制度的作用，也不讨论产权保护。因此，在当时，能够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Institutions matter）是一种非常前沿、新颖的洞见。伴随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制度的重要性已经没有太多争议了，有争议的是，制度究竟是不是最重要的。这就涉及到科学的根本问题——因果识别：如何证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不是经济增长反过来塑造了好的制度呢？通俗地说，经济学家需要进一步证明，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破除“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

阿西莫格鲁他们三人2001年发表于经济学顶级期刊《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的一篇文章《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巧妙地找到了一种工具变量（IV），即当地殖民者的死亡率，从而破解了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识别难题。他们的逻辑链条是：当地殖民者的死亡率会影响殖民者的生存概率，继而影响殖民者选择长期的好制度还是短期的坏制度，然后制度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并持续影响到今天。在他们的研究设计中，当地殖民者的死亡率不会影响当地人的健康，因为他们已经长期免疫了，所以只能通过殖民者的制度选择影响当地的经济增长，这就导致了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单向关系，而不是反向因果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制度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选择了最优的制度呢？为了回答这个难题，他们在2005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提出，制度的选择不完全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主要受到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当权的精英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选择对自己集团有利，但是对社会未必有利的制度。因此，在利益集团的博弈格局下，的确可能存在无效率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观点其实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高度相似。他们关于制度形成的研究，就是诺奖委员会提到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阿西莫格鲁等人连同早期诺斯等人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实现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既然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那么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就必须不断破除阻碍生产力前进的体制机制约束，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短期内，经济刺激政策肯定是有用的，但是长期来看，仍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就是进行制度改革。两者的关系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相互补充的。两者结合，才是真正的“标本兼治”。

第二，制度的核心是保护产权和契约关系。而且，根据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产权制度是一阶的，契约制度是二阶的。因为包含产权需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是所有市场主体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相对而言，契约制度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当前，国家正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关键是保护企业家的“两权”——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惟其如此，才能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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