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莉的回忆》：错位的语言能否翻译出真实的情感？

摘要： ...

作为入围第十八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的作品，《莎莉的回忆》将情绪掩于文本之下，从翻译题材入手，戏曲元素作伴，带给观众最独特而克制的江南韵味。电影将悲恸欲绝暗藏于故事之内，通过新颖的叙事结构和内敛的抒情手段，将观众带入这个笼罩于悲情和回忆之中的世界。

影片主要围绕着丧子的母亲蔚英展开叙述，母亲选择继承儿子明明的翻译任务，着手翻译外文书籍《莎莉的回忆》。伴随着如书本般的三段式结构徐徐展开，我们逐渐理解这个母亲深邃的悲伤，和儿子英年早逝的内情。导演用翻译的故事，巧妙地设计出言语和心中所思的错位，让每一位身处家庭中的个人深切体会到面对至亲时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的痛楚，无法真正地向家人表达爱意、歉意乃至无法发声求救的困境。

《莎莉的回忆》剧照

错位的语言，能否传递真实的情感？

影片中对于“翻译”这一元素的设计极为巧妙，母亲蔚英承接儿子的任务，前往儿子生前所上的补习班接受外文翻译教育，接手儿子未能翻译完的《莎莉的回忆》。在这种近似于命运和身份重叠的行为和情感中，蕴藏着一个渴望接近儿子亡魂的母亲。在这一设定下，观众或许会对于母亲的行为，以及儿子逝世的原因产生困惑。但随着剧情的推进，儿子逝世的原因被导演粗略带过，观众能够得知明明因心理疾病而自杀的事实，却无法在剧情的碎片中探索其根本。这种叙事笔墨上的轻重结合，却恰好点出了蔚英与儿子生前翻译书籍这一行为重叠背后的目的——即母亲尝试理解儿子逝世的真相。

作为一部三段式结构且以倒叙铺开的电影，影片以“明明去世多年”、“明明生前”、和“明明幼时”三条时间线引导观众去认识蔚英和明明，该结构使观众对文本的捕捉度降至最低，也模糊了回忆与现实的边界。这种朦胧感夹杂着全片压抑的氛围让我们鲜少能观察到、或感受蔚英内心的崩溃，这种抽离感也使得“翻译”的内核带给观众持续的冲击。在电影第一章的翻译课中，老师询问在场同学一句文本该如何翻译，只有蔚英选择了痛苦到极致以至于麻木的：“今天还是昨天，母亲死了，我不知道”。这暗示着蔚英因丧子而产生的悲怆已达到无以言表的程度，但对于缺乏信息量的观众而言，平和的翻译课以及这一情节支撑不起任何情感，却在全片阅毕之后给予观众灵魂最意想不到的触动。

电影第一章伴随着蔚英在江边面对陌生人，自叙童年的故事后落泪结束。这是本片的首次情绪外显，在信息量极少的第一章节，这些行为看似单薄。然而，当故事来到第二章“觅魂”时，儿子明明的人物形象逐渐丰满。他热爱翻译，从翻译课老师那里接下了翻译《莎莉的回忆》的任务，影片用其紊乱的心绪，和他鲜少能和母亲蔚英平静地沟通的方式，暗示他的心理疾病早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切也在第二章中彻底爆发。全片最为巧妙的设计出现在了第二章的结尾，我们在这一刻看到了片中人物的第二次情绪爆发：当明明和蔚英因为琐事激烈地争吵过后，儿子和母亲的对话与字幕的呈现产生了错位——当儿子说着闲言碎语时，字幕呈现了“我不是个好儿子，没做对过什么”；他看似潇洒地对母亲说“我不在乎”时，字幕却又恰恰相反地呈现了“我爱你”；母亲打着圆场似地问孩子要吃些什么时，字幕将“对不起”跃上于银幕之上。这场言语错位的大戏，以孩子的最后一句碎言收尾，字幕则最终定格在了“救救我”，伴随着第二章的结束和一声巨响，一场中国式家庭的“词不达意”传递出有关这对的母子的复杂信息。

这场戏无疑是全片的高潮，导演用巧妙且含蓄的方式揭露了中国家庭骨子里最深的病症：面对至亲我们无法说爱、面对孩子我们不能道歉、面对生命最后的道别，我们也无法清楚地说出“救救我”。这是导演藏在故事里的一次反思，也是母亲蔚英通过翻译试图探索并追寻的答案。早在第一章的翻译课时，导演就暗示过这种“无法沟通”，课堂背景墙所悬挂的巴别塔图片正是对蔚英与明明“沟通困境”的隐喻。这场由“翻译”串起的故事，正如蔚英与明明之间始终错位而无法表达的爱一样，被导演深深埋藏在那些空间的盲区中。

前两章平静却又扎实的叙事之所以暗藏诸多玄机，与影片的环境搭建的功劳密不可分。电影将故事放置在极富江南韵味的杭州，在悲伤的大基调下，全片的现实场景建立于流水潺潺、绿茵葱葱的杭州城市之景。蔚英在江边自诉过去而流泪，在逼仄的江南旧居中与兄弟姐妹一同包粽子、祭祀。这些极具地方性色彩的行为都增添影片的真实性。影片中的人物闲谈也都被设计成杭州话与普通话的夹杂，让故事和人物都极富生活质感，使观众无法脱离导演布置的叙事。其贯穿全片的重要线索——昆曲《长生殿》也正是流行于以杭州等城市的江南文化圈里。正如历史学者程美宝所言，昆曲，都缘起于一个“情”字 。影片借《长生殿》，传递出生离死别背后的复杂情感。有趣的是，这支曲目的剧作家洪昇，正是在杭州完成了这部脍炙人口的经典戏曲，使得影片中的各类元素都与杭州这座城市产生了极深的连接，令人感叹剧组对杭州这座城市的精妙观察和复刻。这些细微的设计又被导演巧妙地反作用于故事之中。

《莎莉的回忆》剧照

故事被如何讲述：倒叙的真假与戏曲映入现实

当影片来到第三章“重圆”时，我们看到了幼时的明明与蔚英亲密无间的母子情。与前两章作为侧面烘托的昆曲不同，本章将这首《长生殿》直白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并展现出这支戏曲与主角们之间的互动。尽管在情绪的连接上，使用昆曲《长生殿》的恋人生离死别之情，与剧情中母亲的丧子之痛相衔或许有些不适宜，让人感到这一安排实则是为了“戏曲与现实相呼应”的形式而服务。但通过这样的设定，我们才能在年轻的蔚英面前，细细体会这段最能解释其未来情绪的曲目《长生殿·哭像》。

当此时家庭圆满的蔚英聆听着“我如今独自虽无恙，问余生有甚风光，只落得泪万行，愁千状，人间天上此恨怎能偿”的唱词时，她无法明白这将是其丧子以后的人生注解，观众也在此刻产生本片是否为倒叙电影的疑问。本片所塑造的整体氛围是静谧平和的。在听觉上，除去人物的交流，就仅有贯穿全片的《长生殿》戏曲唱段，戏曲不仅加深了江南特有的文化属性，也丰富了主角蔚英的人生故事。随着电影推进至第三章时，剧情与戏曲内容的穿插逐渐明朗，我们得以直面《长生殿》的表演，详细聆听戏曲的演唱，导演这样的安排也有意引导我们，将对戏曲的关注由听觉效果转向对文本的考察，使观众领略其唱词与剧情的巧妙重合。

影片两次聚焦杭州动物园。在第二章“觅魂”中，长大成人的明明与好友们一同在动物园里游玩，在动物园里他使用了一部明显不符合当下时代的DV来记录与同伴们玩耍的景象，左下角的年份与日期则写着2002年6月5日。而在第三章，我们看到年幼的明明，也曾在父母的陪伴下前往杭州动物园，并且拿着同一只DV。导演用了一个日历的特写告知观众，这一天正是2002年6月5日。地点、物件、日期的三者重合似乎不仅仅是这个三段式电影章与章之间的衔接巧思。倘若这一切巧合都只是掩藏于情绪之下的剧情暗示，那导演在第三章结尾的设计，以及对剧情的解释则不再含蓄。

当年幼的明明和父母一同走出未能开门的动物园拐入街角时，硕大的球体出现在了三人的上空，孩子指着天上的球体欣喜地说道：“这是地球”。反常识的情节近乎直白地解释了：这一切不全是真相，也不全是记忆。如果我们将第三章明明幼时的故事碎片串起，它清澈得仿佛不像是一个主体的回忆。从昆曲故事与蔚英遭遇的重合，到跨越多年的DV和杭州动物园，直到结尾明明指出这里不是“人间”，实则是“天上”，第三章开头昆曲唱段里“人间天上此恨怎能偿”的暗语在此刻完成了闭环。

其实电影早已通过划分的章节暗示我们，从明明死去的“觅魂”，到明明儿时的“重圆”，故事并非遵循着倒叙关系，而恰恰是与《长生殿》故事对应的“逝去故人又相见”的顺序。导演通过蛛丝马迹向观众暗示，第三章的不过是蔚英对明明的思念，夹杂着错乱的回忆，想象之中的明明和儿时一样鲜活、一样惹人怜爱。第三章的画面颜色也与先前篇章里阴郁冷峻的绿色杭州不同，充满了温馨的暖黄，既象征着旧日美好，亦暗示其如梦如幻。但是，这样的乐景同样衬托出蔚英无法走出丧子之痛的无言哀情，这成为了导演在电影中埋下的最大迷思。

《莎莉的回忆》剧照

结语

《莎莉的回忆》呈现出一种罕见于电影的古典美学。在场景上既有江南绿化、错落有致的静景，也有人物在室内空间转移的稳健调度，在经历丧子的巨大悲剧后，蔚英的克制更是让人感到痛心，压抑的哀伤往往比高潮的情绪更能触动心弦，这样的设计也使得整部影片呈现出如鲠在喉的宏大悲伤。在叙事的打磨中，母子在言语与内心上的错位，被继承的翻译任务，以及昆曲唱段和影片内容的杂糅，更是让故事的结构更觉新颖。

在影片一段段晦涩言语的推进中，我们跟随蔚英探索到了其悲伤的原因。这样的设计让全片更像是一场解密，我们在母与子试图相互理解中，感受到明明的绝望和他言不由衷的悲凉，也在蔚英对《莎莉的回忆》翻译任务的镜头里体会到她贯彻余生的赎罪和探索。全片只字未提蔚英所做一切是为了理解逝去的儿子，但却将愧疚和悲怆化作了她独居家中的每一景、面对生活的每一瞬。当观众随着蔚英的心情与她共同面对这无力的事实时，我们不免想起影片中翻译课上老师对于“翻译”的理解：“在死海中搭起桥梁”。这便是母亲蔚英在赎罪的翻译旅程里的期盼。

影片的结尾，导演依然在悲伤中给了我们一个暗藏希冀的空缺。在独居的小屋里，蔚英翻译完了整本《莎莉的回忆》，合上草稿的瞬间里电影的画面变成了黑色，对于“如今独自虽无恙”的母亲，这样的留白仿佛在说: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